一、联合国原子能机构

1.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态度诡异

早在2020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率领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赴福岛视察，当时日本政府提出了福岛核污水的两种处理方法：蒸汽释放，或者排向大海。同年4月，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在官网发布声明称，日本提出的两种排放核污水的方案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在安全性和环保监管下，世界各地核电站通常也采取以上方式。2021年3月23日，格罗西又通过视频对话的方式，就福岛核污水的问题积极“评价日本政府的努力”，这等于已默认日本的做法，提前为日本政府决定向大海排放核污水开了绿灯。在日本正式作出核污水排海决定的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日本的决定”，并认为日本的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可行且符合国际惯例”，同时该机构还准备“提供技术支持，以对该计划的安全、透明实施进行监测和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86年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的态度与此次日本核污水排放事件态度存在显著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切尔诺贝利事件描述为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核灾难”，并且要求前苏联政府建造废物储存库以及核石棺将整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RBMK反应堆掩埋起来，以容纳剩余的放射性物质。然而面对日本福岛核电站这一继切尔诺贝利以来“第二大核泄漏事故”，国际原子能机构居然支持日本核污水排海而并非将核污水封存起来，其中态度的转变发人深省。

2.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日本背书的原因

（1）获得美日大量的财政支持

从2011到2021年，美国一直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经常预算会费的最大分摊国，分摊比例稳定在25%以上，虽然近年来有略微下降的趋势，但仍然远超其他国家。2020年以前，日本一直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经常预算会费的第二大分摊国，分摊比例维持在10%左右，十一年来，持续下降，直到2020年被中国超越，成为第三大分摊国。中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经常预算会费的分摊比例逐年增加，从2011年的2.617%增加到2021年的11.153%，且于202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常预算会费分摊国。如果将支持核污水排海的美国和日本的分摊率相加，则高达33.2%，占据压倒性优势，因此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美日两国的话语权很大。

（2）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

阿根廷外交官格罗西于2019年12月3日出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2019年新一届总干事的选举中，伊朗核问题是本次总干事选举期间的焦点问题。格罗西在这一问题上成功获得了美国和巴西等国的大力支持。由于日本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算分配大户，加上又有美国的支持，格罗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世界核电强国之一的日本，长久以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现任总干事格罗西之前领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他在2009年12月首次获任，之后于2013年和2017年两次连任，2019年7月18日去世，共担任了10年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并认为是国际上权威的核能专家。[1]

天野之弥虽已去世，但其余威和影响力仍在。在天野之弥任职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多次区域核危机中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密切配合，从某些程度上几乎成了美国的“橡皮图章”。例如，201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叙利亚“可能试图修建一座未向该机构申报的核反应堆以及拒绝向其提供相关信息”一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为美国出兵叙利亚打下了基础。

在伊核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表现出政治化倾向。2020年3月，沙特指责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潜在放射性泄漏，可能将危及波斯湾地区。伊朗驻维也纳国际组织大使兼常驻代表卡齐姆·加里布·阿巴迪拒绝对布什尔核电站的误导性评论，他称当技术问题被政治化时，就会出现问题。2020年6月，由英、法、德三国起草了有关伊核准入问题的决议，要求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两处疑似核设施，配合该机构检查人员的工作。美国为私利联合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通过了该决议，中俄则投了反对票。卡齐姆在2020年6月16日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任何在滥用理事权力所做出的政治决定都会破坏伊朗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做出该决议，表明西方大国试图将国际原子能机构工具化，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议使伊朗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立体封锁和极限施压政策。

综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从财务、总干事任命、历来的行动等方面都与美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什么在日本核污水排海决定之后迅速反应，并且“欢迎”日本的决定，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态度

2020年4月20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表示福岛核污水排海将严重损害人权、危及全人类的生计，其中包括严重依赖捕鱼谋生的日本沿海居民。多核素去除设备小组委员会（ALPS小组委员会）希望政府允许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福岛周边居民、太平洋沿海居民，以及日本周边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以及北欧理事会共同参与该问题的协商解决，并保证这些群体的人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完整权和食物权等。特别报告员提醒日本政府遵守其签订的一系列国家人权法，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还提醒日本政府遵守《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72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伦敦议定书）。

2020 年 6 月 9 日，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敦促过日本政府不要忽视核废料处理领域的人权义务，待新冠疫情危机过去，开展适当的国际磋商之后，再决定如何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废料。人权专家对日本政府“在没有时间或机会开展有意义的磋商的情况下，加速推进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排入大海的相关报告深表关切”。

2021年4 月 15 日，三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日本决定将被摧毁的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海洋中的决定深表遗憾。他们指出，此举可能影响太平洋地区数百万人的生活和生计。人权专家们表示，鉴于此前就有关这种排放会对许多人的生命和整个环境造成影响发出的警告，日本政府的决定非常令人担忧。他们提醒日本“应履行防止暴露于有害物质的国际义务，对排放的水进行风险评估，防止跨界环境损害并保护海洋环境。”

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态度不同的原因

从人员的任命与工作体系来看，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人权专家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对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或全球范围的重大人权议题进行调察、监测并发表公开报告，最长任期六年，他们不是联合国雇员，也不在联合国领取薪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人权专家与其他国家或政府不存在经济上的联系，始终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并对此提出建议。

从理事会成员来看，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拥有47个席位：亚洲13席、非洲13席、东欧6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8席、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7席，目前主席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沃伊斯拉夫·苏克（VojislavŠuc）。而美国在2018年6月以该组织允许人权侵犯者入选成员的选举模式，令其未能有效捍卫人权为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而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能，成立于1957年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在核电政策上强调“安全”，但基本上将重点放在了扩大核电事业以及保护核电行业的利益上。正如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与社会责任医生团体（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联合发表的报告所言：像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组织没有保护人类健康的动机，他们的利益主要在于保护“日本和世界核工业的利润和政治影响力”。

[1] 黎里，福岛核废水入海决定的诡秘与国际质疑，东南大学智库: https://thinktank.seu.edu.cn/2021/0418/c24966a368555/pa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