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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发布时间:2018-03-06 浏览次数:

揭秘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1944年夏天,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又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通过的“设立国际货币基金议案”和“设立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议案”成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合作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基础。本文以当年中国代表团参会报告档案为基础,辅以其他相关资料,追溯中国代表团参会历程和在会议中的作用,以还原中国代表视角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曾经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更严重的是国家间缺乏合作、“同舟不能共济”,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和各自为战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个别国家的危机最终波及全球,进而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背景。因此,谋求国际合作并实现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就逐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大国政府的共识。1942年1月,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决心共同战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侵略。1943~1944年,战争还未结束,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开始酝酿战后国际经济合作。1943年春天,美国邀请联合国家代表赴美,召开联合国家粮食会议,讨论粮食增产和分配问题。同年冬天,美国又召开联合国家救济与复兴会议,讨论战后各国灾区的救济和人民生活改善问题。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货币金融问题对于各国最为重要。1943年4月,为稳定各国货币币值并促进国际贸易,美国、英国各自提出了怀特方案和凯恩斯方案,随后美国财政部陆续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家到美国进行深入磋商和讨论,并于6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专家会议。各国专家认为,国际资金流动可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资金流动主要用于国际贸易,长期资金流动主要用于国际投资。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的任务应当是应对短期资金的供需,以实现各国币值稳定。长期资金筹措则应由另一机构负责,据此美国财政部又拟定了设立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草案。1944年4月,美国正式发布各国专家会同草拟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方案。同年6月,美国财政部邀请各国代表在大西洋城召开为期近两周的预备会议,讨论并整理基金和银行草案。7月1日,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华盛顿山酒店召开,44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

中国代表团赴美经过

美国、英国分别提出战后国际金融合作计划后,中国政府仔细分析了两套方案的利弊,于1943年夏天选派专家前往美国,与美国财政部就设立基金和银行的草案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探讨。在此期间,财政部次长郭秉文等4人以专家身份参加了1943年6月的华盛顿会议,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音fú)等7人参加了同年6月的大西洋城预备会。

1944年6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孔祥熙一行7月1日抵达布雷顿森林参加会议开幕典礼。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共32人,规模仅次于东道主美国,多于苏联和英国。除孔祥熙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驻美大使胡适、行政院高等顾问张嘉、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立法院立法委员卫挺生4名顾问,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财政部次长郭秉文,外交部次长胡世泽,财政部次长顾翊群,财政部顾问李国钦,财政部驻美代表、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董事席德懋,中国银行董事贝祖诒(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国货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董事宋子良8名代表,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冀朝鼎担任代表团主任秘书。

会议过程和主要内容

1944年7月1日下午3点,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一次大会暨开幕典礼在华盛顿山酒店隆重举行。会议临时主席、美国财长摩根索宣布会议开始,并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致辞。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孔祥熙代表其他43个参会国家致辞。捷克、墨西哥、巴西、加拿大、苏联等国代表相继发表演说,摩根索被提议为会议永久主席并获得与会代表全体通过。摩根索发表就职演讲后,开幕典礼结束。

7月3日上午10点,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二次大会在华盛顿山酒店大厅内举行。会议选出大会副主席,指导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委员会及其下设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其中,大会副主席4人,分别是苏联、巴西、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的总代表。指导委员会主席由美国代表担任,委员包括中国孔祥熙和另外9个国家的代表。

第一委员会讨论国际货币基金事项,美国代表怀特任主席。其下成立四个小组委员会,第一小组委员会讨论基金的目标、政策和份额,中国代表蒋廷黻任主席;第二小组委员会讨论基金的运营,苏联代表任主席;第三小组委员会讨论基金的组织与管理,巴西代表任主席;第四小组委员会讨论基金的形式和法律地位,秘鲁代表任主席。第二委员会讨论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英国代表凯恩斯任主席,也成立四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银行的目标、政策和份额,银行资金的运用,银行的组织与管理,银行的形式和法律地位。荷兰、古巴、哥伦比亚和印度代表分别任四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第三委员会讨论其他国际金融合作事宜,主要是一些临时提出的提案,包括白银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如何处置敌产和被侵占财产、交换信息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等,墨西哥财政部长苏亚雷斯任主席。

第二次全体大会结束后,三个委员会于7月3日下午开始分头开会讨论各项提案。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开会9次,各小组委员会开会27次;第二委员会开会7次,各小组委员会开会20次;第三委员会开会4次,各小组委员会开会3次。会议原定于7月19日结束,因议案和争论较多,延长3日至7月22日正式闭幕。

7月22日晚7点,摩根索宴请全体代表及工作人员,共600余人。晚宴后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暨闭幕典礼。摩根索首先宣布了从苏联代表处得到的好消息,苏联政府同意将其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的认股股份从9亿美元增加至12亿美元。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和法国代表依次发言。会议主席摩根索将会议全部方案付诸表决并获得通过。最后,摩根索主席做广播演说,并向参会各国和代表表示感谢,布雷顿森林会议闭幕。

中国代表团的角色和作用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维护我国国际地位,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增进友邦对我好感,提高我方技术标准”为方针,参与各层次会议的讨论和有关工作。孔祥熙作为全权代表负责统筹规划,在会议组织层面担任大会规章委员会主席,牵头审议会议章程规则,并与其他9国代表共同参与大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蒋廷黻担任第一委员会中最为重要的第一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不仅是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也是民国期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32年12月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加入国民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蒋曾率团参加联合国家救济会议和大西洋城预备会议,具有丰富的专业和外交经验。在7月4日至12日期间,蒋廷黻共主持召开6次第一委员会第一小组的会议。

此外,中国代表还参加其他各小组讨论,加入第一和第二个委员会下的“特别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参与基金和银行重要事项的讨论和条文修正。据记载,从7月1日会议开幕至22日闭幕,孔祥熙每天上午九点召集中国代表团召开预备会议,由各代表报告参加会议经过。历次大会由孔祥熙担任中国发言总代表,其他会议每次另指定一人代表中国发言及投票。

会议中,中国代表团本着“不放弃应有之权利,也不回避应有之义务”的原则,力求体现中国人的国际合作精神。如,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股份的商讨中,由于各国认缴股份数额与未来可使用的银行资金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起初各国对认缴股份并不积极,互相推诿。中国代表团为避免影响会议前途,率先主动宣布增加认股额5000万美元,这一决定带动了其他国家代表,最终使苏联政府同意增加认股额,促成会议在这一议题上取得圆满结果。在技术层面,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成功也有重要贡献。如,基金协定草案中规定,各国加入基金时即应决定法定币值,这在当时对于国土被侵占的国家有一定困难。经中国代表团提出后,额外设定了国土被侵占国家首次决定币值的办法。又如基金和银行协定草案中,执行董事的产生办法也是各国争执的焦点之一,中国代表团努力调和,提出各方认可的办法,为会议采用。7月7日晚间,中国代表团还在酒店举行了“七七事变”纪念活动,胡适和孔祥熙分别发表演说,申述中国对抗战的贡献和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多国代表参加并深受触动。

中国份额之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之争。各国在基金的份额,与借款额度直接相关,并与投票权相联系,是各国关注的焦点。1943年美国财政部邀请各国专家赴美商讨基金草案时,就已经开始就份额进行谈判。当时美方曾对中方代表表示,基金总额为80亿美元,中国的份额大致为5亿到6亿美元之间,居第四位。美方这一方案一度被中外媒体披露。

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专门成立由15国代表组成的基金份额委员会,美国代表任主席。会议谈判中,英国和苏联都强烈要求增加本国份额,美国为避免意外枝节,决定把基金总份额增至88亿美元。中国代表认为,既然基金总额增加,那么中国份额不应少于6亿美元。但经过数次谈判,美国仍然把中国的份额定为5亿美元,只是一再表示,保证中国份额排在第四位,且与第五位的差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孔祥熙出面交涉,对摩根索表示,中国在会议中处处尊重美方意见,顾全会议大局,但份额问题关乎国家地位,中国代表团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美方不肯增加中国的份额,中国代表将在会议中声明不能接受。此后美方作出妥协,将中国份额增加至5.5亿元美元。但中国代表团仍然认为,美方没有履行之前的承诺,决定在公告中声明异议。除中国外,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此后在第一委员会第7次会议中,美国代表报告了各国基金份额的分配结果,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排在前五位,分别是27.5亿美元、13亿美元、12亿美元、5.5亿美元和4.5亿美元,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十个国家对这一结果持保留意见。

第一委员会第9次会议后,国际货币基金方案全部讨论完毕。7月20日下午,第一委员会召开执行大会,摩根索任主席,加拿大代表报告工作经过。英国代表凯恩斯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全部条文,还要在各国政府批准后才能生效,建议代表们在会议阶段撤销保留意见,以体现会议的合作精神。美国代表文森起立表示赞同,并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在此情况下,孔祥熙第一个站起表示中国愿意收回其保留条件,以推动国际合作。其他国家代表的态度也随之转变,法国、印度、埃及、荷兰、苏联等代表相继发言,收回保留条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全部条文,在全体代表的掌声中获得通过。

几点感想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史学界对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中国的与会情况了解更少。从不久前整理发现的尘封70年的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和准确地还原出中国代表团的与会经过。其中固然难免有国民党政府的一家之言和自夸之处,一些内容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核实,但其基本脉络清晰、完整。作为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者,笔者有以下几点感想:

首先,中国代表团参会的很多细节都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贡献和中美两国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对于美国、英国和苏联,中国的实力在同盟国中是最弱的,在人员物质上的损失却是最大的。但相对于法国等完全被占领的国家,中国没有亡国,在同盟国中还有较大发言权。会议战略层面的议题基本上由美国、英国主导,中国更多地是技术层面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政府在抗战最艰苦的关头仍然高度重视,派出了当时的最强阵容,包括了最专业和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外交家。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协助。在开幕典礼上,孔祥熙在美国财长摩根索致辞后代表所有其他与会国发言,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在最后阶段,中国和一些国家仍在基金份额上有保留条款,但为顾全大局,中国代表团率先表示放弃保留意见,为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会议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为5.5亿美元,投票权5750票,占总投票权的5.8%,居世界第四位。1945年12月苏联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中国在基金的份额和投票权实际上升到第三位。

第二,中国代表团与会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中国代表团主任秘书冀朝鼎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早在1927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从美国回国后被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冀朝鼎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在共产党内被誉为“三通”,即“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在国外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在人民银行设立研究处,邀请冀朝鼎担任处长,该处实际上也是1956年正式成立的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前身。此后,冀朝鼎还曾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为了捍卫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而默默地与国民政府合作,并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才华。从档案文件看,冀朝鼎很可能参加了最重要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第三,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思想融合的产物。据多方历史记载,怀特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怀有极大兴趣,以至于美国国内有人攻击他是苏联间谍,他也因此没能当成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一任总裁。而凯恩斯提出的引入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部分吸收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重要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因此,以政府间合作为框架、以通过干预以稳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融合。就会议本身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参与讨论,也是不同制度的国家以和平、合作为目标,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重要尝试与实践。

如今斯人已逝,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解体,东西方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一段落。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复苏。美国仍然傲视全球,但中国经济已然到了望其项背的显要位置,大国之间讨论的主题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此时翻阅尘封的档案,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吗?(完)

文/金中夏(中国驻IMF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