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上午10时,2023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十三分论坛“国际金融法律规则的发展与创新(之二)”成功举办。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韩龙教授主持论坛,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温树英教授进行评议。分论坛十三主要围绕国际金融法律规则的发展与创新展开,上海政法学院侯幼萍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宾教授,海南大学丁亚南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琪梦研究员分别发表了题为《国际金融的去全球化及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影响》《亚投行(AIIB)的股本公式》《我国高水平对接CPTPP金融服务市场准入规则之探》《全球金融治理困境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变革路径》的论文,引发与会人员对国际金融法律规则的共鸣与思考,对加强国际经济法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作用。
一、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股本公式研究
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联是成员身份,国家的出资额决定了其在国际组织的成员地位。因此,影响国际金融机构成员之间资本分配的机制——股本公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关键课题。
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机构,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更具政治属性。首先,国际金融机构在其治理和运作中需保障民主代表权。此外,在分配股本时,其他政治因素也会被经常考虑进去,而这极大地取决于该机构发起国家的裁量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本称为份额(quota),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份额确定了成员国对该组织的财务贡献,决定成员国的投票权,并在增资情况下决定了分配给该成员国的新份额(“优先认缴权”)。此外,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额度。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用动态公式来指导其股本审议,历史经验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将国际金融公司的持股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持股保持挂钩是不可能的,国际金融公司使用动态公式作为基准。目前国际金融公司的股本机制改革陷入僵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集体政治意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股本改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公式,国际金融公司的股本审议将陷入政治漩涡,导致更长的“生死”谈判,甚至达到“小数点后三位”的计较和争斗(顾宾)。因此,为国际金融公司设立单独的股本公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二、国际金融的去全球化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影响
全球性的互联互通和资本流动为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政策制定机构寻求通过协调一致的监管方法应对这些问题。
国际金融监管的升级不可能在审慎监管方面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度和金融全球化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反之也有可能。国际金融监管是建立在金融全球化不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金融全球化的不均衡反映了数十年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引起剧烈变化的诱因,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在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和去全球化风险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金融监管机构不会制定各自相应的政策(侯幼萍) 。
论文首先研究了国际金融监管为什么薄弱、为什么具有局限性,提出是因为金融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状态才导致其薄弱。其次研究了金融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状态。国际金融全球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排除行为和分割行为,之后提出金融业对近期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有所担忧,但金融全球化不可能出现巨变,进而国际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出现巨变,特别是在处理地缘政治风险和去全球化风险的审慎监管政策方面。最后提出了可能导致金融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监管发生巨变的其它诱因。
三、高水平对接CPTPP,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经济金融化使金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金融一体化使各国的经济、政策密切相连。中国高水平对接CPTPP金融服务市场准入规则,有利于中国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提升数字化条件下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中国高水平对接CPTPP金融服务市场准入规则的根本目标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丁亚南)。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不存在对接的法治障碍,为了作出高水平开放承诺,应以完善数字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规则为创新路径;在金融服务清单规则方面,中国金融服务清单实践与CPTPP存在差距,应合理借鉴美国、新加坡的承诺内容,协调国际国内金融服务清单管理机制,在海南自贸港先行先试,弥合与CPTPP金融服务负面清单规则的差距;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现行法律规范与CPTPP跨境金融服务市场准入规则并不冲突,在数字化大趋势下,中国应以规则改革和创新为动力,完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破解全球金融治理困境
当今时代,由于跨时空特性,国际金融具有非常明显的全球化倾向,然而全球金融治理未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话语权深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作为新兴国家代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寻求克服全球金融治理困境的破解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在全球金融治理实践中巩固强化,中国应致力于实践先行,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区域与多边金融治理(张琪梦)。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动荡、欧美对俄金融制裁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美联储持续加息助推全球债务风险,全球金融体系受到的打击不容小觑,全球金融治理势在必行。而当下全球金融治理滞后性突出、机制碎片化加重、国际金融软法“硬化”中存在民主赤字问题。从驱动因素、治理主体和治理规则三方面溯源得知,困境源于全球金融治理存在动机外生性缺陷、治理主体多元但整体性协调缺失、治理规则具有非正式性。借助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剖析发现,困境的理念根源在于价值共识失效,加快个体理性向共生理性的转变有助于理念纠偏。中国应积极参与制定全球货币政策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着力推动IMF改革和巩固“四大资金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金融治理变革。
最后山西大学温树英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具体评议。侯幼萍副教授主要探讨国际金融监管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当下的金融到底是去全球化,还是去国际化,以及如何改变国际金融监管的方向仍值得深入探讨;张琪梦博士探讨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从驱动因素、治理资质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梳理了原因,但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时要与前文相对应;顾宾教授提到的亚投行股本公式,是多年来研究亚投行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数据成果,其写作成果和写作思路非常值得大家借鉴。亚投行股本公式也对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本公式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引领国际规则运用,是中国话语层的一种股本体现。丁亚楠老师的研究思路非常清晰,逻辑合理。虽然CPTPP在金融服务方面要完全取消数据优化,但实际上数据宽容度依然较高。我国目前的网络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金融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样值得深入思考。